烧苞米

那时“烧烤”的说法尚未流行，烧烤青苞米的过程被简洁地称为烧苞米。

烧苞米在我心中一直占有特殊位置。儿时，它是打牙祭最理想的食物。

提起一望无垠的东北大平原，人们眼前自然会浮现出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。青纱帐的主体便是玉米——俗称“苞米”。玉米几十年如一日在我心中拔节，在我眼帘里蹿缨，而儿时总嫌它长得太慢。孩子的现实理想是甜樱桃、嫩黄瓜、榆树钱儿，更有那喷喷香的烧苞米，金黄的烧苞米便是金色的童年。妙笔生花的大作家也传达不出烧玉米的糊香味。在城里没有烧苞米的秋天我便明显地感到日子的苍白。炭上炉上的烤玉米远不如土灶里的烧苞米味道可人，烤玉米与烧苞米形似而神不似。

也许我印象中的烧苞米是奶奶烧的缘故吧，烧苞米是奶奶的一手绝活儿，奶奶如果活到今天，她表演烧苞米够得上《曲苑杂谈》电视栏目的水平。

好的烧苞米要有好品种。“大马牙子”皮厚，“火苞米”最好。选种、贮存，乃至于发芽试验，如此重任非奶奶莫属，母亲只能无怨无悔地当助手。我出于好奇，在奶奶选种时，有意将几十粒“大马牙子”掺和进装有“火苞米”的小布袋，然后躲在一旁窃笑。奶奶发觉后，一粒不落地拣出来，然后骂我“混蛋”；“再使坏秋天不给你烧苞米吃！”于是我便央告奶奶“再不敢了，再不敢了！”

“火苞米”产量低，只能在菜园地边儿种一圈儿。

青苞米快下来了，奶奶一遍遍告诫我，不许剥皮看，更不许我去掰，因为连母亲都掌握不准分寸。苞米嫩了，烧了不抗口；老了，烧了咬不动。

那时节，乡下可玩耍淘气的节目许多许多，但傍晚一听到奶奶拖长了声音叫我乳名儿，“吃烧苞米啦！”我便一溜小跑赶回家，一饱口福。

然而那一年，母亲与祖母发生了争执。母亲的理由是：煮一锅苞米，那样可以顶饭吃；奶奶则坚持：我孙子盼了一春带八夏的，不烧苞米怎么行？我自然一百个拥护奶奶的主张，小孩子哪里懂得未来饥馑的恐慌。那一秋，我吃的烧苞米最少，入冬后，还是尝到了因为缺粮而导致的饥饿的滋味。